近日，一部关注足坛反腐的电视专题片在多个平台上播出，引起了广泛关注。许多网友表示这是“大快人心”的事情。通过足协原党委书记杜兆才、原主席陈戌源和国足原主教练李铁在片中的悔罪表态，足坛反腐行动自2022年启动以来，终于走到了决定性阶段。专题片揭露了很多细节，使观众更加直观地了解到中国足球的深层问题。

针对足坛这种“系统性、塌方式”的腐败，此次反腐行动可以说力度空前。除了官员外，数十名教练、球员、裁判员和俱乐部高管等也涉及其中。特别是作为中国足协最高管理者的杜兆才和陈戌源，根据片中披露的案情，他们确实“靠体育吃体育”，将公共资源据为己有，令人愤慨。

足坛系列腐败案揭示了单项体育组织治理面临的难题。这个问题不仅存在于中国，国际足坛也时常出现类似问题。例如国际足联前主席布拉特的“黑金”问题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关注，并且至今仍有余波。尤其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，随着足球商业化的浪潮兴起，球员薪水和转会费不断攀升，在增加行业收入的同时也刺激了贪欲，加剧了治理难度。单项体育组织虽然并非政府机构，但其权力直接影响着整个行业的运作，实际上具备一种公共权力的性质。在“金元足球”盛行之后，这种权力面临着更多、更大的“变现”机会，使得足协高官面临前所未有的诱惑。

运用刑法打击足球腐败已经成为国内外的通行做法。十多年前，意大利足坛的“电话门”事件中，尤文图斯总经理莫吉被判刑，中国足协前任高官南勇和谢亚龙落马，当时这些都是老球迷们热议的话题。足球本身是一项游戏，在游戏范围内，足协作为单项体育组织按照其规则行事是可以理解的。对于违反规则的人，可以通过禁赛、扣分、取消准入等方式进行惩罚。但如果发展到了授受贿赂、操纵比赛等程度，已经超出了游戏范畴，成为刑事不法行为，需要司法介入，追究刑责。

在公众强烈愤怒和谴责足坛腐败的同时，坚持依法办案、保障涉案人员的诉讼权利，并尽可能做到案件公开，是后续办案中艰难追求的目标。从社会学角度来看，陈戌源等人在公开认罪后，已经完成了某种形式的“堕落加冕”，他们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，侦控方在与辩护方的对抗中更具优势。同时，许多腐败案件涉及贿赂行为，而贿赂行为的认定一直是司法界面临的难题，特别是在缺乏实物证据、主要依赖口供的案件中。能否坚守“重视证据、深入调查研究、不轻信口供”的司法原则，在真正依法审理过程中遵循法治价值，需要主审法官冷静地权衡。

对广大球迷来说，更关注的是陈戌源时代之后中国足球如何重新出发的问题。摆脱腐败问题之后，中国足球并不能自然而然地焕发新生，仍然需要整个社会不断关注和质问，为什么足协高官可以拥有失控的权力，为什么可以左右“泼天的富贵”。可惜的是，自从1994年甲A联赛开始以来，中国职业足球已经努力了整整三十年，但仍未能真正实现“管办分离”的目标。中国足协到目前为止仍然在职业联赛中扮演着与俱乐部争利、甚至主导“切蛋糕”方案的角色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很难期待足协能够发挥中立管理者的职能。中超公司历任掌门人在系列腐败案中无一幸免，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“管办不分”。因此，是否尽快使职业联赛实质化，让俱乐部成为真正的主宰，而足协只通过收取团结基金等方式，用于国家队、青少年足球和女子足球，以此来解决中超联赛的问题，比如何维持中超联赛更加值得未来中国足协高层深思。

足坛反腐不能仅仅消除癌细胞，就认为机体恢复健康了。对于中国足球而言，更难的是“立”的过程。在摆脱腐败之后，如何重塑中国足协，并解决好职业足球领域“分蛋糕”的机制问题，是迈向健康发展的关键。我们需要抓住这个机遇，下定决心将足协彻底改革，解决“官商”化的问题，理顺职业足球领域的利益分配机制。只有这样，中国足球才能够打破恶性循环，实现可持续发展。